张世英，1921年生，湖北武汉人，1946年结业于西南团结大学哲学系，1946年—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自195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书社）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2012年获北大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5年所著《哲学导论》一书获思勉原创奖。

2016年，北京大学设立“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2017年受聘为世界哲学大会荣誉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哲学导论》《天人之际》《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20余部。

2016年4月，《张世英文集》十卷本由北京大学出书社出书。2016年11月，《哲学思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出书。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消息，今世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世英先生，于2020年9月10日上午逝世，享年100岁。一、先打点基础 　　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三版序言中，曾经很愤慨地谈到其时哲学界某些空疏无知的现象。

他说：人们对于一般的研究工具倒还明白，在讨论之前应该"有先具备某种水平的知识之须要"；唯独对于哲学，却以为不要些微知识，甚至不必依据知识，就可以到场讨论和评点，这种人"没有凭借作为讨论出发的凭据，于是他们只能彷徨于模糊空疏以及毫无意义的情况中。"一般地搞哲学而缺乏详细知识，固易流于"模糊空疏"；专攻哲学史而缺乏哲学史的知识，那就不仅是"模糊空疏"的问题，而且更容易闹出笑话。所以， 我们在决议以哲学史为自己的专业偏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多学点哲学史的知识，为研究和写作打下一点基础。

　　哲学史的资料泉源，最重要的是哲学家本人的著作。问题是哲学家的著作浩如烟海，究竟从何下手？有几位青年朋侪，已经是大学哲学系的结业生 了，在大学期间平常读过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现在决议专搞西方哲学史，很想花三四年的时间系统地精读一些原著，要我替他们开个基本的书目。我以为这是一件很难题的事；什么叫作"基本的"？五本？十本？还是十五本？你说这些是"基本的"，我也可以说那 些是"基本的"；你可以在三四年内读完，我却要五六年，也许有人只要两年。所有这些，都很难确定。

但这几位朋侪的问题也许不是没有代表性的， 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借这个时机开个所谓"基本的"书目（限于西方古典哲 学），供大家参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柏拉图：《理想国》；2.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3.笛卡尔：《哲学原理》；4.斯宾诺莎：《伦理学》；5.洛克：《人类理智论》；6.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7.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8.休谟：《人类理智研究》；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0.黑格尔：《小逻辑》。　　这个书目，是在假定已经泛读《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古西腊罗马"、"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的前提下制定的。有些很重要的哲学家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和费尔巴哈的著作，《选辑》已经收得比力全面、比 较完整，这里就没有列入。

要打一点哲学史的基础，还应该细读几本哲学史。罗素说：哲学史无用，研究哲学最好是读哲学家的原文。他的话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事实上他自己也写了一部不坏的哲学史。一个大学哲学系的结业生一般对我国解放后出书的哲学史都比力熟悉了，但要想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我想还应该仔细阅读几本西方学者讲西方哲学史的著作。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的《导 言》中，开了五本哲学史，对于我们开始搞研究事情的人说，还不甚适宜。德国哲学史家余柏威（F.Ueberweg,1826-1871）在他的《哲学史》《导言》 中列了四十几种哲学史，供读者参考，数目太大，不行能全部细读。凭据我 们今天的情况，我以为先熟悉下列几本哲学史，颇易受益。

固然，这个书目 也同样只能作为一个提示和参考，不能作为限制读者的框框。　　1.美国学者弗兰克·梯利（F.Thilly）：《哲学史》。

这部著作文字浅 显易懂，涉及到的人物、学派比力全面，对种种思想潮水的叙述简明简要。本书原是作者在大学教书时编写的课本，对于掌握西方哲学史的基本内容， 开端相识西方学者的基本哲学史观，颇有资助，值得细读。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2.美国学者赫尔巴特·E·库西曼（HerbertE.Cushman）：《哲学史》。

这也是一本课本，其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本以地理与文学史和政 治史为凭据的哲学史"；此书对许多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都有所叙述；而且条理清楚，解说通俗，附有不少摘要和图解，能起到提纲挈领，便于影象的作用。解放前有中译本。　　比力高深一些的哲学史，似可先读两种：第一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 录》；第二是余柏威的《哲学史》，有莫里士（Geo.S.Morris）的英译本。

余柏威的《哲学史》首先在形式上就很奇特。它的正文比力简短，只是一个提纲，许多重要内容都被驱逐到注解中去了，注解所占的篇幅比正文要多得 多，其中提到的人名和学派规模比力广，对哲学家的生平特别是著作及其思想内容，先容得特别详细，可备西方哲学史研究事情者查阅之用。

　　以上的书目固然只能起到一点打基础的作用，真正从事研究和论文写作，那还需要凭据研究偏向和论文的题目，大量搜集有关资料：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固不行缺，第二手的资料（其中不仅包罗哲学史，也包罗对某些哲学思想的叙述以及关于某些学说的引证），对于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也有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　　基础性的工具和非基础性的工具，其间并没有什么牢固的界线，区别只是相对的。对于基础性的工具重在熟透；对于非基础性的工具，重在广博。如何到达熟透的目的？这也没有什么陋习。

我只以为我从前的老师冯文潜先生教我的西方哲学史，使我很受教益。他要我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 和梯利的《哲学史》，措施是每读完一章或一节，都要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作的大意写成念书陈诉，小我私家的评论则写在正文的一侧或下方。冯老师嘱咐我，写念书陈诉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归纳综合是否与原意相符，但又禁绝照抄，要合上书本再写。

在作念书陈诉的历程中，有时自以为读懂了，临到执笔，却又归纳综合不起来，表达不出来，这往往是因为明白不透的原故，于是打开原书再看，再合上，再写。这样写完一次念书陈诉之后，原著的那一部门内容就不仅明白比力透彻了，而且也记得比力牢靠了。实在不懂的地方，口头请教冯老师，这就更是终生难忘。

冯老师评阅时，不太着重看我小我私家的评论，主要是指出有失原意的地方。厥后每一追念，越来越以为从冯老师那里学得的知识最熟透最牢靠。

　　如何做到广博？这颇不易。博闻强记，也要靠影象力，影象力差，怎么 办？幸亏有一条古训：勤能补拙。

但勤奋也得有点讲求：一个勤奋念书的人， 除了有条件买书的，买到后就急遽翻阅之外，还可以多逛书店，多上图书馆， 以长见识。对于一些很难全读，一时也不必全读的书，只看前言后语，简要翻阅一过，知其简陋就行了。纵然是辞典、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也要广泛涉猎，知其梗概。

关键是要养成这种习惯。我有一位良师益友，由于有这个癖好，知道的"门牌号码"就比力多，知识面也比力广。这对于搞研究， 写论文，简直是一个很好的条件：既可以资助查质料，不致暂时"抓瞎"， 又可以使思路开阔，不致捉襟见肘，知其一不知其二。

可以说，多记"门牌 号码"，自己也是一个打基础的光阴。我小我私家没有养成这方面的习惯，迄今 仍然把这位师友当做学习的模范。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以为倒也不必如此。但凡遇到自己专业方面有所不知的地方，也该随即查阅，记入卡片或条记，久而久之，也会聚沙成塔，起到扩大知识面的效用。李商隐写的《李长吉小传》说，李贺"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 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

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烂醉陶醉及吊丧日，率如此。"李贺是诗人，尚且呕经心血，持之以恒，搞哲学史研究事情的人，为了积累知识，更应该学习李贺锦囊觅句的精神。

　　我说先打点基础，并不意味着在打基础以前就不能写论文。基础有宽有窄，有深有浅，这原来就很难定得太死；而且基础也可以在论文写作的实践中逐渐加宽加固，两者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我倒是赞成青年人可以早点写工具。但总的说来，还是应该先多花时间和精神读点基本的工具，掌握点基本的史料，然后再从事论文的写作，这样写出来的工具才比力厚实些、 有份量些。

等到年龄大了，自己感应基础不够，这时再想补基础课，也就比力难题了。　　二、要善于选题，善于归纳综合和分析 　　写哲学史的论著，如何制止一般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有的青年同志，初学写作，文字倒也流通，条理也很清楚，就是内容一般，既没有提出什么新论点，也没有提供一点新质料。发生这种毛病的原因许多，主要一点是，不相识当前研究哲学史的状况，不知道有些什么问题值得一写，一句话， "不懂行情"。

搞研究，写论文，总是要在已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增添一点新工具，所谓新，倒也不是说非有惊人的工具不行，更不是居心标新立异；但既然是写研究论文，起码要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再否则，能提供一点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有用的资料，也同样可以算作是为哲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砖一 瓦。可是，如果对现有情况和基础不相识，固然也就不知道增添点什么工具， 只好洗面革心地照抄一些现成的工具。所以，研究哲学史，除熟悉已往哲学家的著作和哲学史著作外，还要经常注意已有的研究状况，仔细思量思量：有哪些哲学史上的问题是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的或者是从来没有触及过的？有哪些问题先研究清楚了就便于解决另一较大的问题？有哪些问题纵然一时解 决不了，但几多可以通过研究，提供一点启发性的工具？如此等等。

能提出像样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对于决议一篇论著的内容和价值来说， 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说它不容易，是因为提问题自己就需要研究；一个不研究某一行道的人，不行能提出某一行道的问题。也正因为要经由一个研究历程才气提出像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问题提得像样了，这篇论文的内容和价值也就很有几分了。

这就是选题的重要性之所在。　　选题历程中，固然要大量翻阅资料，东翻翻西翻翻，左想想右想想，题目的中心内容也就酝酿得差不多了。等到题目大要上选定以后，就更要做踏实的资料事情。

一般是以题目为中心，分许多小问题，按问题把资料摘成卡 片或装入纸袋，或者夹书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各人自由选择。重要的是对史料如何举行分析和归纳综合。　　写哲学史的论文，只会在观点上颠来倒去，虽然不行，但如果只是史料一大堆，却归纳综合不起来，缺乏须要的分析，那也会使人感应茫无头绪，不知所云。

　　归纳综合，就要把杂乱无章的史实连贯起来，穿在一根线上，到达用史料说 明一其中心论点的目的。例如，在一篇论文中，通过比力富厚的史料，说明哲学生长中某一点有纪律性的工具，这点有纪律性的工具，就是一其中心论 点，就是对史料归纳综合的效果。又如针对当前现实中正在讨论的哲学问题，从哲学史的角度，以哲学史的事实为依据，提供一点发人深思的看法，这固然也需要对史料举行归纳综合。

归纳综合就是对一部门史实作点总结或小结，或者说， 给一堆史实画出个鼻子眼睛来。画龙不点睛，不能使龙高潮；写论文不指出一点道道，也不能使论文活跃起来。

写一篇论文，首先要注意"睛"（中心论点）点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终都要注意让读者对"睛"有深刻明确的印象。对史料举行归纳综合，不能停留于简朴抓取史料现象中配合的工具，而要同时举行分析，探究其原因。只有这样归纳综合出来的工具，才有可能是深刻的。

例如西方哲学史上的种种神秘主义，都主张无限的统一的整体（"绝对"） 是不能认识的，而只能靠神秘的直觉去掌握。如果只是作这样的归纳综合，那就 没有多大意义。作研究，写论文，不是枚举事实，必须多举行些追问：为什么神秘主义者都这样看？岂非他们都是简朴地乱说八道吗？他们这种看法的 深处有什么更隐蔽的想法驱使他们作如是观？这就要通观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把其中的种种因素联系起来考察。

这样做的效果，就会发现，原来神秘主义者都不满足于支离破碎的、推论式的知识（discursive knowledge）， 不满足于在分散、对立中思维，而希望到达对立面的统一或主客浑一的整体。神秘主义者认为对立统一或主客浑一的整体不能靠思维掌握。驱使他们到达这个结论的出发点，是由于不满足于支离破碎的推论式的思维，这个想法， 是有原理的。

总而言之，作研究，写论文，要一层一层地多追问几个为什么， 要把质料安放在对这些"为什么"的回覆之中，把这些问题的谜底融化在质料之中，这样，才会使论点明确，步步深入，理论性强，耐人寻味。　　这里值得专门提出来谈谈的是，对昔人思想的不妥之处，要特别着重问几个为什么？昔人之言，为时已远，简朴地以今日之尺度权衡，则何一不行以奇谈怪论目之？可是，哲学史上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无论其看法、 结论如何"谬妄"，也不行能无缘无故地胡言乱语；昔人立说必有其用意， 必有所为而发。为了深刻相识昔人思想的原来面目，弄清人类思想生长的历 史历程和纪律，那就不能停留于单纯地指出昔人思想的不妥之处，而要更进 一步追问：何以会有这样的不妥？在不妥的背后，作者洞察到了什么？提出了什么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对哲学史的生长有何意义？例如黑格尔认 为，把真理相识为"我知如何某物存在"（指意识切合客观存在——引者）， 这种真理，只不外是"形式的真理"，仅只是"不错"而已，而非"较深意 义的真理"，"较深意义的真理乃在于客观性与观点的同一"，在于客观性 "切合它们的观点"。

我们研究黑格尔哲学，就应该追问一下，黑格尔在这 个看法的背后，洞察到了什么工具？提出了什么有意义的问题？联系黑格尔 的整个思想，经由仔细分析，原来黑格尔是不满足于把一些简朴事实的正确 反映给以"真理"的隽誉，他认为那样的反映虽说"正确"（"不错"）， 但未能展现事物的深刻本质和焦点，而"较深意义的真理"应该是能展现事 物的深刻本质和焦点的。黑格尔洞察到了这一点，起到了推进哲学生长的作用。　　哲学史既然是史，那么，研究哲学史，写哲学史的论文，就要富有历史感，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来无影去无踪、伶仃存在的。

分析归纳综合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联系它的前前后后，指出其来龙 去脉（包罗后人的评论和注释），勾画出它在曲折生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 职位，区分其与前人后人的异同，这才气认识其真相。不久前看研究生试卷， 有一个题目是"莱布尼兹的票据论"。一般人都是就莱布尼兹票据论自己分点叙述，唯有一个考生，不仅讲票据论自己，而且联系笛卡尔、斯宾诺莎关于心物关系的看法，说明晰莱布尼兹的票据论是如作甚相识决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还说明晰莱布尼兹票据论对后世的影响，并进而触及到了人类认识在关于心物关系问题上曲折前进的历程。

这样，他就把莱布尼兹 的思想讲成了活生生的生长着的工具，而不象其他考生那样把它讲成了一潭死水。　　研究哲学家小我私家早期和成熟期的思想生长历程，包罗同时代人对某哲学家的林林总总的评论，这对于相识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很有意义，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固然还应该联系社会政治思想、社会历史配景，对哲学思想举行分析归纳综合。

这方面，我们一般都比力注意，不拟多讲。我只想引证内个现代西方学者的话来表现一下：连西方学者也很重视这样的研究方法。罗素的哲学史， 书名就叫做《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明确地说："我的目的是要展现，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门：它并不是卓越的小我私家所做出的伶仃的思考，而是曾经有种种体系盛行 过的种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又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的效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厥后时代的政治制度的原因，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好像泛起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看法总是被形貌得好象和其它方面没有关系似的。与此相反，在真相所能允许的规模内，我总是试图把每一个哲学家显示为他的情况的产物，显示为一个以笼统而广泛的形式，详细地并集中地体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情感的人。

"美国哲学史家库西曼（Herbert E.Cushman）在他的《哲学史》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是一本以地理与文学史和政治史为依据的哲学史。""哲学思想与其时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不行分散的两方面。两个方面相得益彰，缺一不行。

"杜威也说过：如果有人将哲学史的研究与人类 学、原始生活、宗教史、文学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相连，哲学史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强调联系社会历史配景、政治思想研究哲学史，决不是说在撰写任何一篇哲学史的论文或哲学史的专著时，都要挂上这些。

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有其特殊的工具、规模和目的，有许多论著基础没有须要提到这些。可是，一般地说，搞哲学史的研究事情，特别是详细地写一部哲学通史，总以重视这个问题为宜。

　　三、切忌穿凿附会，注意核对原文 　　昔人的学说，不是文献不足，就是艰涩难明，在解说的历程中，很容易有意无意把自己主观的想法强加给昔人，流于穿凿附会，有时甚至讲得越是 条理明白，头头是道，其去昔人思想之真相愈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内里关于"郢书燕说"的故事，我们应该引以为戒。郢人写信给燕相国，误加了"举烛"二字，燕相国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在本非书意的"举烛"二 字上大作了一番文章，居然还博得燕王赞赏。

这个故事或系杜撰，可是很生动地讥笑了文人们附会的恶习。时至今日，还容易发生"多似此类"的现象。为了制止这种毛病，最紧要的是，不要抓住一点外貌上甚至很明确的只言片语，就遽尔作出断定，大事渲染，无限推论。"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

做学问就是要"聚"，要"辨"。"聚"就是集中质料，"辨"就是分析研 究。要从左右前后，正面反面，多搜集些资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 行全面的分析、对照，然后才气到达真实的或者靠近真实的结论。

下结论时， 最好自己多设些疑难，多找点质料加以印证。倒不是说，引证的质料越多越 好，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写论文有须要的引证就够了，但在写出的论 文背后，还应有未写出的工具做"后援"，"后援"越强，文章也就越扎实， 越有份量。接纳这种实事求是、审慎小心的态度，纵然结论有错，也不致闹 出"郢书燕说"的笑话。　　搞西方哲学史，另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引用译文，有时需要注意核对原文。

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用译文；可是， 纵然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全取代原文。研究事情越深入， 越会发现当初译者所始料不及，或者不行能料及的工具。

有时，同一其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截然不同的两个字。像这样的地方， 如果完全按中译本写文章，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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